本期经眼期刊：

2007年第3期的《中篇小说选刊》，2007年第5期的《读书》、《书城》、《万象》、《作品》、《北京文学》、《长江文艺》、《浙江画报》、《中国国家地理》、《北京文学·中篇小说选刊》，2007年第16期《瞭望东方周刊》，总第251期《新周刊》，总第431期《三联生活周刊》，2007年《西湖》增刊

    最近最热门的大众话题非股票莫属——连一向走文化新闻路子的《三联生活周刊》也推出封面报道《人人都是股神》：“12万亿元虚拟资本的增值相当于2006年GDP的57%，全体国民7个月的产值。那些兢兢业业于虚拟资本的炒家们，绝对是以工作，甚至以超出专职工作的热情投身股市。”而《新周刊》更直截了当地谈论《我的钱》：“如何让我的钱生出更多的钱？这是当下中国人最关心的一个问题。从人追钱的辛苦，到钱追钱的刺激，中国人的金钱观短短几年间经历了一次刷新。曾几何时，那是‘我们的钱’，‘国家的钱’，‘银行的钱’，而现在，是‘我的钱’。我的钱不再谨小慎微，它蠢蠢欲动，它跃跃欲试，它挺铤而走险……”事实充分，细节真实，分析细致，思维敏锐，再兼语言畅达俏皮，可谓义理、考据、辞章俱全，很好地发挥了周刊的特长。另一周刊则瞄准了最近的另一热点：《瞭望东方周刊》本期的封面报道是《舞台上的中国——写在话剧百年》。

       在这样的氛围里，我迫不及待地想和读者诸君分享“发现”吴正的惊喜——《西湖》增刊是沪籍旅港作家吴正的小说专号，两个中篇《姐妹》和《琴师杨晓海》可以让人笃悠悠地消磨一个下午。至于印象嘛，“海派”是最现成的词汇，当然，还很有必要补充一句：和张爱玲大不一样。《姐妹》里的三姐妹翠珍、翠华、翠媚是旧上海汽车修理行老板的千金，年龄的细微差异其实也铸就了她们性格和人生观念乃至命运的不同，整个故事密密道来，上海气味如影随形。主人公芳名均着一“翠”字，亦新亦旧半俗半雅，自然地营造了作者想要的历史感。在香港开琴行多年的吴正写琴师自然更是本色当行，何况杨晓海又是有原型的，他说：“在跟原型接触的过程中，我发现他的性格是时代的烙印逐次烙在他身上形成的——上世纪５０年代的家庭环境、文革的背景以及到香港后的价值观的冲击形成了杨晓海的一个特殊人格。”和小说同时刊发的是好几位著名评论家的宏论，但最了解吴正的应该还是他本人：“我觉得自己创作的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各种自身艺术修养的汇总。”放下杂志，我想，和吴正一起坐咖啡馆应该是件惬意的事儿，而且，和他聊天自然要说上海话。

       和《琴师杨晓海》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的是《本命年短信》（王手，《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中篇小说选刊》）。一个是被琴童母亲团团围住的提琴老师，一个是深受女病人信任的妇科医生，两个“优秀”男人在身份上都天然地具备故事性，于是王手笔下的乐蒙在竞争医院副院长的过程中不仅接受了女病人柯依娜的本命年礼物，更经受了不小的心理波折。故事颇淡，但意思很深，更何况，作者说，这故事也是有生活原型的。然后，该拿起余启新的《梨园人》（《长江文艺》）了，这是王手所谓的老故事，以一个戏班子折射大千世界芸芸众生，手法并不新奇，但作者对红氍毹上下的熟稔在相当程度上建构了作品的成功。与之类似的是《万箭穿心》（方方，《北京文学》），因为作品的背景依然是武汉，是汉正街。

       很喜欢《旗袍的流水帐》（李玉莹，《万象》），因为我是女人，一个具有二十余年旗袍史的女人——它让我想起了我的大学时代，那时候有同学以“侬是唯一着旗袍的小姑娘”为理由认定我是满族，如今忆及仍不免莞尔。而《霍桑最后的泊地》（王炳根，《书城》）则让我感动，因为它告诉我，霍桑的故居之所以能够保存，主要得力于美国儿童文学作家格利特·希德尼和她的女儿。她们买下这座房子居住多年，为故居的完好和霍桑生活用品的保存付出了许多心血。可以参看的是《千秋绝唱化蝶飞》（《雷翼等，《浙江画报》），精美而丰富的图文会让读者暗自惭愧：原来会唱“十八相送”和“楼台会”不等于了解梁祝文化啊。而《顾城，依然存在的世界》（谢宏，《作品》）却让我唏嘘不已，其中最有意思的一段是描写作者去新西兰激流岛探访顾城故居，看到诗人开过的车，已经破了，车牌号码是JQ7408……

       最后，郑重推荐沉甸甸的本期《中国国家地理》，其主题是“中国梦”：“假使中国超过美国了，成为大国了，那么中国的行为与以往西方大国的所为会有什么不同么？答案是肯定的……中国学者关于大国的标准，都强调大国的道义责任。比如北京大学哲学系的张祥龙教授特别强调大国的文化感召力，他认为只有那种文化散发出魅力，感召千里之外的外国人来学习的国家，才有资格称为大国……这一切都基于中国人有别与西方的文化，从孔子的大同世界、孟子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到老子的‘小国寡民’和‘治大国若烹小鲜’都预示着中国文化的非强权的发展趋向。也许西方的大国概念再加上中国文化中的‘理想国’，才是未来大国应有的姿态。”然后，可别忘了找最新的《读书》来看，里面有篇台湾学者李奭学的《中国龙如何变成英国的“DRAGON”》颇为新颖厚重，它反溯欧洲人在翻译的过程中如何以欧洲的“DRAGON”来对译“龙”，而这两个词原本无关，由此批评目前一些人因为“DRAGON”在英文中象征邪恶而居然要求中国人不再以“龙”为图腾的荒唐鼓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