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经眼期刊：2006年第一期的《译林》、《随笔》、《钟山》，第二期的《中国作家》、《小说月报》、《读书》、《人民文学》，第三期的《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作家》杂志长篇小说春季号
在一场美丽的春雪和连绵的春雨之后，杭州终于迎来了暖洋洋的春意——我甚至在校园里看到了一个迫不及待换上了衬衫的姑娘。春日艳阳天，晴窗下品茗、阅读，甚是惬意。
翻开第二期《中国作家》，一个非常熟悉的名字跳入眼帘：陈源斌，于是，迫不及待地看他的中篇新作《拷打春天》。春天是用来被拷打的吗？也许，不少读者会和我有同样的疑问，而且，相信他们也会和我一样，未待读完全篇，便已经寒意森森，冷汗涔涔，浑然忘却身在明媚的春天！因为，小说的主人公孙翁亮是个不折不扣的当代男窦娥，他被迫招认了偷牛、盗粮库、强奸幼女等一连串莫须有的罪名，冤深似海！那么，他是被什么所迫呢？在这里，我想我有必要完整地引用陈源斌的几个段落：
大梁说：“姚委员，确凿是的。按您的吩咐，我们实施最后手段时，那八根火柴梗是严格依照标准制作的，每根都斩头去尾下锅煮沸消毒，每根都削平磨圆两头不留半点细刺。这精心制作好的八根火柴梗按每只眼睛四根分好，依您再三叮嘱，每个步骤都由我亲自敲实，手脚轻得不能再轻，动作细得不能再细，过程慢得不能再慢，那八根火柴梗最终均匀排布插入孙瓮亮眼眶，将两道眼皮一上一下笔直撑敞了开来——往下，跟您预先说过的一模一样：孙瓮亮直露两颗眼球咬紧牙关从晚上拖挨到凌晨鸡叫，终于松软了那张铁嘴，开口招供偷盗五万斤粮库犯案过程啦。”……
我瞄见孙瓮亮屈膝而蜷的双腿被抻拉开来成了两根笔直的木棍，我转看姚委员双手倏地化作一对亲密无间的搭裆，开始登台操演似乎早就排练默契娴熟于心的作业：那只左手攫住孙瓮亮右脚如同拨弄一只烧饼将掌心翻转向上，那只右手则躬身一掬捧起碗中豆油宛如描摹一张画纸将掌心涂抹一遍，随后，姚委员双手一紧十根指头硬成了锐利鹰爪，左手五根指爪捏紧孙瓮亮右脚脖腕，右手五根指头抓起那把木梳往豆油碗中蘸了一蘸挥向空中打个顿挫，便如鹰鹫凌空捉捕瞟定活食，瞄准孙瓮亮涂满豆油的右脚掌心，嗖地一声摽掠而下——我目光紧追跟着一窜，即刻收拢回来——令人莫明惊诧的是，姚委员手中蘸了豆油的木梳到了近前突然减速变得无限轻慢下来，仿佛每根梳齿刚刚蘸尽了人世间柔情蜜意，说不尽百般温存，道不明万种绵软，就像少年男女情窦破开第一次肌肤切合那样，往孙瓮亮那只涂满豆油的右脚掌心上，如亲如吻搔划而过。
惊讶？愤怒？闻所未闻？……我找不到一个合适的词来形容看到上面这些段落时候的感觉。正如刊物扉页《开篇的话》：“我们推崇有勇气有识见敢担当的作家，我们推崇具有人文关怀和现实主义文学精神的作品……因为有这种文学精神，陈源斌才会始终关注农民的尊严，从不屈不挠‘讨说法’的秋菊一直写到《拷打春天》里的孙瓮亮。” 《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今年第三期转载了《拷打春天》，并附创作谈和名作家评论片断。陈源斌在创作谈里说，“将法制题材写成纯文学作品，是我颇感兴趣并致力追求的事。”诚然，陈源斌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作为《万家诉讼》的姊妹篇，相信《拷打春天》也会引起“讨个说法”的热潮，因为“‘拷打’这个词，除了本义之外，还有‘拷问’延伸义。我想，正是由于各种目光和力量对社会进程的不停“拷打”或“拷问”，《拷打春天》这类作品才得以踩着不断递进的历史印迹而产生而问世。”
可以和《拷打春天》参看的是首期《钟山》上陈武的《报料人》，主人公“我”“是《海城晚报》的线人，专搞报料这活，我已经拿了他们两次钱了”，可是，引领他入门的女记者吴敏却说他不适合做这项工作。作品情节生动，结局出人意料而又在意料之中，也许和作者供职报社的身份和经历有关吧。
《小说月报》第二期上谈歌的《绝印》很“绝”，写保定府秀水街润文轩的掌柜罗光春，和保定才子、革命党人孙越强是知交。他先是坚决拒绝为孙治印，然后又为救孙伪造官印，从容赴死。作品走笔稳健老辣，间用括号批注，冷冷的幽默里闪着智慧的光芒。
首期《译林》里有美国长篇小说《消失的踪影》写一连串的失踪事件，那是一条充满了理智和疯狂、报复与救赎的旅途，阅读的过程仿佛看一部好莱坞的大片。
《作家》杂志长篇小说春季号（ 2006、3）里，我特别注意的是格格的《背道而驰》——女性本身的属性与作家合在一起，往往会发生一些化学反应，让女作家成为了另一种特别的物质。女作家格格，是特别中特别的一个。她特别的身世、特别的经历让她进行着特别的思考，她特别地执著着追究生活的来龙去脉，笔下显出特别的深刻。《背道而驰》的价值，在于让我们感受到有些沉重是如何也卸不下的，有些理想是总会不经意地绕到你背后的。而第二期《人民文学》里有两篇女作家的散文：池莉的《熬至滴水成珠》和舒婷的《老房子的前世今生》。舒婷写房屋的命运，也是写居者的命运。鼓浪屿上的一片老房，牵扯着近代以来的一段灿烂、辛酸、坚忍和苍茫的经验，物犹如此，人何以堪？个人生命的复杂体验也因记忆被梳理、被澄清。两篇长文，都有“安居”的主题，舒婷所思是人在其房屋和家族中的安居，而池莉的安居之地在心，她观心而写，写得疼痛、诚挚。
然后，不妨看看第二期《读书》上张承宇的《“封建社会尽是祥林嫂吗？”》，文章介绍一本去年引起较大关注的专著《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学》，认为它是一部观点、方法、视角、结论等诸多方面都充满启发意义的严谨论著，对明清女性文学不乏兴趣与疑惑的读者来说，可以经由此书的阅读获得愉悦，并绕过歧路进行新的探索。就私心浅见言，女性一度湮没在“蓝蚂蚁”里今又卷入哈日哈韩的西风或东风，这些与诗书为伴的闺房生活倒的确有其值得心仪之处。
当然，私心以为，最近看到的最好的随笔，是第一期《随笔》里著名明史专家王春瑜先生的《朱棣制造的政治泡沫》，它标题醒目，思路特别，很有启发性，也很有意思。王先生是这样说的：“郑和下西洋是特殊政治背景下的政治行为，或者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只是一个孤立的历史事件’，明朝开展官方的朝贡贸易，并不意味着对海外实行现代意义的开放政策。事实上，禁止海外民间贸易往来的海禁政策，并未改变。即使在郑和时代，国人仍持天圆地方观念，世界地图万历时才由传教士携入中土，在上层人士中流传。因此，郑和的船队只能沿海岸线航行，去时路，也是归来路，等候季风．虽然作为杰出航海家，郑和领先于西方航海家近半个世纪。但事实证明，郑和也根本不可能走得再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