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学到中学，语文老师换了不少个，到现在还有联系的只有二位了。而印象最深，最佩服、最感激的，则是高中文科班时期的那位汪老师。
喜欢和感谢汪老师其实完全和他是我中学时代的最后一届班主任无关，也和他的教学水平没有必然的联系——因为，不必讳言，汪老师的课讲得并不十分好。换言之，客观地说，在我的历任语文老师里，他的课在大部分时候吸引人的程度应该是中等偏下的。不过，这一点也不影响我们全班同学尤其是我对他的信任、喜欢和感激。
汪老师是文革后第一批大学生，也许是那一代人生活的担子实在太沉重了，他清癯，甚至，瘦弱。记不清他第一次踏上讲台的情景具体是怎么样的了，但可以肯定的是，那时候的中学生和现在的孩子没什么两样，对老师，尤其是班主任老师，审视的眼光是非常仔细，甚至促狭和刁毒的。汪老师甫一亮相，他从头到脚的每一个细节就被我们几十颗脑袋扫描和存盘了，紧接着，各式各样的“评语”出笼热卖——他如巩汉林似的小细胳膊小细腿，他带点方音的普通话，他不甚流畅的授课，他算不上一流的板书……他的诸多“不足”在我们的评头论足下似乎无限制地放大了，综合成一个仿佛无能可笑的“学生对头”形象。尤其是那个时节我们刚刚分好文理班，分班前的语文老师有着上佳的口才，能够在45分钟之内把几十双年轻的眼睛牢牢地吸附在他的身上手上，于是新来的汪老师难免有些相形见绌。作为“世袭”的语文课代表，我私下里甚至悄悄地可怜过他，去办公室交作业时不再像以前那样停驻片刻，请教一、二小问题，或者聊几句闲天，而是选择了放下就逃开，仿佛他是凶神恶煞似的——其实，我是怕他问我同学对他的看法，怕自己不好措辞。
但是，这样的状况并没有持续太久，因为，我们很快就发现，在学校要求我们订阅的一本中学生语文类杂志上，每一期都有汪老师的大名——这时候，他的名字在我们的心目中已经“上升”为“大名”了。而且，有时候一期上他发表的作品还不止一篇，而且，他的大作，每一篇都很精彩，很耐读，对我们很有启发。
在当时我们有限的人生经历中，能把自己写的东西变成“铅字”的人就是作家，了不起啊！——要知道，我在中学就读的上世纪八十年代前期，乃文学的黄金繁荣期，“作家”二字的分量，是完全可以和如今中学生心目中的球星影星天皇巨星等诸“星种”相提并论的。记忆里，除了汪老师，我们还找不到第二个“作家”老师，怎不佩服得五体投地？！更何况，他在课上从来不提自己的这项“特长”，在课下则没大没小地和我们“混”成一片，这更加令十六、七岁的半大孩子们暗中大翘大拇哥呢！喜欢看小说读诗歌的女生如我，没来由地以自己是汪老师的学生为荣，几个平时以头难剃著称的男生则骄傲得连走路都变得特别的昂首挺胸起来。
然后，汪老师的语文课开始吸引我们的眼球——这倒不是我们势利，仅仅因为发现了他是“作家”的缘故，而是真正感受到了汪老师讲课的魅力。
汪老师的课往往不完全照课本的顺序和要求按部就班地讲授，而是常常有别出心裁地安排，比如他解说课文的主题有时会和报刊上的时文挂点钩，引导我们学以致用；他讲解古文，会比较多地结合与课文有关的典故出处、历史典章和文化常识，深入浅出，扩大我们的知识面，开拓我们的思路。这样，喜欢语文的同学开心自不必说，即使是平日不喜欢语文的同学也渐渐不再在语文课上偷偷背英语单词了。
我不知道汪老师本人当时有没有注意到班里的这种变化，但我却非常清晰地记得，有一天的下午，是连着两节的作文课——那是哪怕作文不错的学生也害怕的课。和平常一样，上课铃响之后，我们强睁困眼，摊开作文簿子，等着汪老师进来宣布今天的题目，然后冥思苦想，完篇交卷。谁想汪老师却给了我们一个大大的意外——他步入教室的时候，穿的是一套米色的西装！这还不算，脖子上居然还系着领带！！虽然，西装在现下早就不是什么稀罕时髦的玩意了，相反，也许西装在年轻人观念里已经是落后死板一本正经的代名词。可是，二十年前，西装可不折不扣是新潮时尚的化身，是不刻板、善于接受和吸收新事物的标志。在相对比较保守的中学校园里，敢于领风气之先，弃中山装而取西服的老师还颇不多见。更何况汪老师穿的还是休闲西服——当然，这“休闲”的标签是我现在加上去的，那时候我们只知道看到汪老师的上装纽扣只扣了一颗，而且不是中规中矩地扣成门襟相叠的正统样子，而是扣的内扣，衣襟微微敞着，给我们强烈的视觉和心理的冲击，那就像当时十分流行的一句广告语：“不要太潇洒！”
我想那一刻汪老师自然是读懂了我们眼睛里的惊讶、新鲜和欣喜的，但他却很自然地“视而不见”，拈起半截粉笔，从容地在黑板上写下作文题目：“请给出‘山雨欲来风满楼’的上联”。
这下，又是全班哗然！因为他刚刚比较系统地给我们讲过古诗词格律，解释过对仗的具体内涵，没想到居然马上要求付诸实践！——当然，还一如既往地允许互相讨论。这很容易地充分调动了我们的积极性，一时间翻书的翻书，讨论的讨论，有的托腮苦思，有的咬唇冥想，瞌睡虫儿统统被赶到了爪哇国。虽然，90分钟之后，我们谁也没有对出“标准答案”——晚唐诗人许浑的原句“溪云初起日沉阁”，但阅读古典名作，考较词情理趣的热潮却从此掀起，并经久不衰。尤其是像我这样平日自以为比较熟悉作品的井底之蛙，更是引起为耻，开始发奋读书。我想，我对古典文学的爱好和阅读基础，恐怕就是那个时候开始真正得到培养和确立的。
若干年后的今天，我任职于师范院校，成了语文老师的老师。而那敢于第一个穿西装的汪老师不仅仍然是我的老师，而且还始终提醒着我注意知识的积累和更新，注重理论和实践的紧密结合。如果说，从教十余年来，对自己，我一直能够坚持写“下水”作文，保持着一定程度的创作敏感；对学生，我能够不单纯地以普通话、书法和考试成绩等判定“生死”，强调德才兼重，注意因材施教，也算是教出了一些优秀的语文老师，那么，在一定程度上都是拜汪老师所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