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里播天气预报时，除了杭州，我也总是下意识地留意一下上海是阴是晴，有时便暗暗地嘲笑自己仿佛天天要出差去上海似的，但心里也明白藏在这一份牵挂里的是怎样的甜酸苦辣——

从十九岁到二十六岁，我在上海整整呆了七年。花开花落，春去春来，印象中的这七载寒暑也同样的月白风清，仿佛生命中的七个驿站，如今已渐行渐远，在记忆的深处是定格。每每夜阑人寂，小屋里弥漫着小提琴轻柔的乐声，我凭槛漫思，眼前便会出现上海，我曾经熟悉如今也并不陌生的上海。不过，虽然熟悉，但老有人问我：“上海究竟是一个怎么样的城市？”我却往往一时间无言以对。是啊，上海究竟是怎样的上海呢？国人无论是否到过上海，对这个东海之滨的中国第一大城市似乎都有着根深蒂固的印象，那便是“上海=城市的繁华+上海人的精明”，可这简简单单的数学等式又怎能涵盖偌大的申城？也许，借用一下多年前因蒋子龙的小说而大行其道的那个“说法”倒比较恰当——上海不是“单颜色”的解净姑娘，而是“多颜色”的东方姑娘。当然，这种“多颜色”并不仅仅是洁白的玉兰花、浑黄的浦江水和南京路上七彩的霓虹灯的简单叠加，而是赤橙黄绿青蓝紫在“海派”手笔下调配出的独一无二的“上海色”。

如今，在离开上海三四个小时路程的地方，我和上海最密切的联系似乎是语言。而仔细思想起来，语言也似乎正是“多颜色”的上海给我上的第一课——和杭州以及其他许多城市一样，上海虽然五方杂处，操什么语言的人都有，但在大街上人们却不约而同地努力使用同一种方言——上海话，无论熟练还是不熟练，那是为了沟通，更为了认同。而“外”字即使再红得发紫，“外地人”依然一如既往地被打入上海人的另册。记得当初我乍到上海刚刚叫得出同学的新名字，便责无旁贷地给寝室里唯一的本地姑娘做助手，充当起东北妞和川妹子的沪语教师。不过，群众的眼睛永远是雪亮的。我的一口可以乱真的上海话充其量也只能骗骗不知底细的陌生人，只要稍遇“考验”便原型毕露。

一次暑假过后我返校上课，打电话向一位艺界前辈致意，那前辈一听我的声音，脱口便是：“侬上来啦！”这话无意间反映了一种心态：上海在上面，是中国唯一当得起城市这一称号的地方，其他的地方都是乡下，正如马克思当年所指出的，巴黎人认为巴黎是世界的中心。她说此话时自然而然地忘了自己二十多年前也是从“下面”上来的。可见上海这地方的同化能力。被认为是上海人和自认为是上海人，倒未必全在口音，常见上海有些老者操着一口宁波话，但四邻和旁人不会认为他是宁波人，这口音只是说明他这个上海人当年是从宁波来的。又如，有一天我在69路公交车上见一位年轻的女售票员一直用熟练的上海话招呼乘客，撕票唱票。车至中途，上来一位操苏北方言的老人，颤巍巍地问到田林新村怎么走。老人几次三番听不懂售票员的沪语解说，那姑娘便自然地改用流利的苏北话又讲了一遍，末了还诚恳地添了一句：“我家里也是高邮人，您相信我，没错。”也许，“多颜色”的上海正是在这些朴实无华处散发着比高楼大厦、车水马龙更迷人的魅力吧，我想。

拉拉杂杂写下上面这些文字的时候，正好碰到一位地道的上海人，于是我便和他自然而然“上海话”起来，而周围一片杭腔杭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