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水温山软似名姝。守着吴山，守着西湖，不管读什么书，都尽可以不紧不慢地悠闲着。在每周的城市图书销售排行榜上，杭州人的口味和上海、北京、广州、兰州区别不大，比如在余华的《兄弟》新鲜出炉时，杭州读者和全国人民一起将它拥上了排行榜的冠军宝座，连续数周居高临下，俯视众生。当然，个中缘由与余华的浙人身份并无多少瓜葛。而在那当口到杭州的各知名书店转转，不必细瞧，进门便可见《兄弟》封面上那两张脸层层叠叠挤挤挨挨地错综复杂着，煞是热闹壮观。与此同时，杭州某高校一个刚刚跨入大四的中文系女生，冷静地用文字发出了这样的声音：“《活着》再一次证实了在中国这块广袤的土地上会出现奇迹，正如老张能从一个背着摄像机的土农民成为誉满全球的大导演一样，余华也从一个在似镇非镇的地方像赤脚医生般在一个连‘医院’都称不上的医店里机械地拔着牙的牙科医生到现在的不但在中国享有盛誉，更是成为世界文坛上一颗璀璨的明星，还成为了中国人眼中的最有希望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作家，于是余华成为了中国读书人的偶像，关注他的人比关注国家主席的还要多，因为主席不是谁都能当的，而作家是谁都可能一不小心就当上的。但《兄弟》却有理由让我相信，奇迹在一个人身上不可能降临N次……”

当然，当《杭州食色》、《吃遍杭州》这样的书名出现在排行榜上的时候，杭州显然是在和京沪穗蓉等其他城市唱反调。《杭州日报》的西湖副刊是许多老读者少不了的精神佳肴，两位供职于媒体的年轻作家在上面开起了风格迥异但都好看又好“吃”的专栏，久而久之顺理成章地结集成册，新老读者都很乐意带它们回家——《吃遍杭州》里所介绍的六十多家饭店不是当年鲁迅先生到过的，便是郁达夫、梅兰芳的最爱，或者和司徒雷登、毛泽东、周恩来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还顺带着介绍了许多杭州名人如袁枚、戴望舒、冯亦代、华君武、唐云、夏衍等的生平。遗杭逸事又与这些老树发新芽的新店新肴互相呼应，颇有嚼头。而《杭州食色》则是由三十二道大餐构成的养眼又养胃的美食风景，真可谓风景、风情、风味三位一体，色、香、味、意、形俱全，怎不叫人食指大动？！按图索味，携家带口呼朋唤友地去“饕餮”，应该是再惬意不过的。而爱美的杭州女人把书放在案头或枕畔，闲时“视”品“视”尝，赏心悦目，不亦乐乎。

当然，更多的杭州读书人不怎么关心排行榜，心里却有一张最明晰的杭州书店地图。从解放路的新华书店、购书中心，到文二路的图书大厦、天目山路的博库书城，再到体育场路的晓风书店、文三路的枫林晚书店，散布各小区的连锁的江郎书店，还有城西以批发为主的文化商城，不管是最热门的畅销书，还是最冷门的学术书，都不必担心找不到。大街小巷里，还如星星般洒落着专营廉价书的“五元书店”，比如洋洋洒洒的图书大厦斜对面，就开着一家小小巧巧的折扣书店，拾遗补缺，照样是爱书人心心念念放不下的宝地，生意不错。用句杭州老话，这就叫饭店门口摆粥摊，民营小店敢和国营大店叫板，不管怎么样，都是读者的福分。

笔者有个好友住在天目山路博库书城附近，天天去店里散步，那份“艳福”，端的叫人羡煞！何也？好大一座三层楼，质朴优雅的书架上，全部是“上档次”的新书，门类之齐全分类之细致，甚至超过了一般读者的想象。而空间的疏朗和舒适，休息阅读区之体贴周到，则不免让首次光顾的客人大有受宠若惊之感——要知道，偌大的书店，往往才几个顾客，大大少于营业员的人数。据说，它的经营原则是宁可亏本也不让一本“没档次”的书上架。于是，在白先勇先生和他的青春版《牡丹亭》最热火的时候，博库的工作人员会骄傲、自豪甚至颇“贵族”气地告诉想找《牡丹亭》DVD的顾客：“我们这里的戏曲碟片全部是昆曲，要找越剧、黄梅戏的，不必在我们店里浪费辰光。”而就在马路对面不远处，便有几家本城开得最早的廉价书店。那里的逼仄和人头济济，和博库的“超豪华”配置外加门可罗雀，都成了杭州读书人心里绝美的风景。

每年的金秋，在西湖博览会的盛宴里，总有一场令爱书人期待的图书嘉年华——西湖书市。群贤毕至，少长贤集，那热闹，那开心，那节日般的气氛，绝不会亚于张宗子在他著名的《陶庵梦忆》里所描写的《西湖香市》。更何况这时节桂花盛开，天香淹路，觅一处桂影婆娑地，打开新书的扉页，书香与桂香，缭绕缠绵，直沁心扉，浑忘却今夕何夕也！